简论钱钟书《围城》中的
人情与世情
中国现代文学期40年代出现的《围城》是一部描摹世情人情的讽刺大作。其以《儒林外史》的描写气魄，在中国内忧外患的抗战背景下，透过一系列典型中上层知识分子关于拼搏事业、经营婚姻的世事，以及各人物间亲情友情爱情的人情纠葛来描述中国特定时期（-）知识分子的众生相。笔者拟用文本细读的方式，从人情世情角度，撩开文本中事业及家庭关系的帷幕，来洞穿受封建传统文明与现代西方文明夹击的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病态，探究钱锺书对命运的探索和道德的批判。
一、人情世情概念辨析
（一）鲁迅对人情世情小说概念的界定
关于世情小说，鲁迅在其《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九篇的开头说：“当神魔小说盛行时，记人事者亦突出，其取材犹宋市人小说之‘银字儿’，大率离合悲欢以及发迹变态之事，间杂因果报应，又缘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故或亦谓之‘世情书’。”
[1]在其《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对人情小说描述道：“叙述些风流放纵的事情，间于悲欢离合之中，写炎凉的世态。”
[2]这大约是最早对世情人情小说概念做出界定范围的文字。但鲁迅只是在抽象概念上对人情世情小说做了概括性描述，没未具体阐述其内容涵盖范围。且谴责小说，讽刺小说，狭邪小说等未并入人情世情小说中。
（二）人情世情小说概念的现代延伸
世情小说是古代通俗小说的重要流派，主要是写爱情婚姻和家庭生活，也包括人心善恶，世态炎凉。在现当代人情世情小说研究中，人情、世情小说的概念范围是相通的。方正耀在《明清人情小说研究》中认为：“鲁迅‘记人事者’应该为其命名人情的主要依据。作家取材于日常生活，以现实生活众所熟悉的人物事件，作为小说的主要内容，以家庭生活，爱情婚姻为主要描写对象，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依然是作家所处时代的风貌。”
[3]向楷在《世情小说史》中提到：“世情者”，世态人情也。”
[4]已经融合这两个词。其认为世情小说应该指那些描写普通男女生活琐事，饮食大欲，恋爱婚姻，家庭人伦关系或家族兴衰历史的小说。向楷的界定在内容上包括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人情”“世情”“讽刺”“谴责”“狭邪”等篇目。因此，人情世情小说这一研究对象的现代研究范围应为：取材于日常生活，以现实社会中家庭或家族兴衰，个人发迹变态，爱情婚姻的悲欢离合为主要内容的具有谴责讽刺意味能反映社会现实，时代环境的小说。
《围城》中人情世情的体现以人情世情小说的定义为标准，在社会各阶层众生相的基础上从家族兴衰，个人发迹，爱情婚姻三方面来探讨围城》中人情世情。
（一）家族兴衰
家族发展无非没落与兴盛，《围城》中的典型代表是方遯翁家与周经理家。（1）诗礼名望之家没落：方遯翁所代表的传统乡绅世家在战乱动荡和商业资本双重冲击下，背乡弃地而逃，难以旧读书人的知识与观念立世，随着其依赖的经济体崩溃进而全族衰落；（2）市井庸商借势而兴：以点金银行周经理和洋行张先生为代表本为市井小民借机而起，以灵敏商业嗅觉和完美交际能力游刃于资本社会，从社会中下层跃到社会上层，获得财富权势和名望。
（二）个人发迹
《围城》中以方鸿渐和苏文纨两人不同的地位变迁来体现个人发迹。两人都是留洋荣归，在彼此爱情幻想破灭之后，方鸿渐去偏僻的三闾大学任教娶了唐晓芙，又在学院倾轧中败阵回沪，成为依赖妻子生活的一事无成者；而苏文纨在拆散方鸿渐和唐晓芙后嫁人，在父亲的庇护下夫妻二人当官做生意，继续在上层社会享受纸醉金迷。小说中两人在赵辛楣家中相遇，彼时境遇不同，地位有别，心境有差，方鸿渐尴尬得如坐针毡，苏文纨言语间挖苦方鸿渐
夫妇。钱锺书选取此情境的描写最能体现世事变化，人情冷暖。
（三）爱情婚姻
1.爱情方面
《围城》中关于爱情描写的莫过于方鸿渐与苏文纨、唐晓芙、赵辛楣之间的纠葛。苏文纨故意挑起追求者赵辛楣和方鸿渐之间的对立，来满足爱情中那种炙手可热的骄傲与虚荣。在方鸿渐请客时，又一招“以退为进”故意装病，意图破坏聚会，却因唐晓芙受不了表姐神经质的敏感防备执意赴宴而失算。这里掺杂两个女子的争斗，两对男女的纠葛，方鸿渐对唐晓芙的仰慕，对苏文纨的愧惧，苏文纨对唐晓芙的防备，唐晓芙对苏文纨的置气，赵辛楣对方鸿渐的仇视。钱锺书通过对多个人物关系心理活动与言语行为描写，呈现出一幕精彩的请客喜剧。同样，人情世情在爱情中的体现还有分手失恋。苏文纨在步步为营的设计下，被方鸿渐一个电话打破自尊心，恼羞成怒，立刻把方鸿渐轻浮肮脏的过去告知唐晓芙。有着纯净爱情观的唐晓芙难以接受方鸿渐的过去而毅然断绝联系。当一个男人被自己倾慕的女子揭穿讽刺，作为男性的自尊与对爱情的那份期许柔情顷刻坍塌。由此《围城》对爱情的体现可谓生动逼真，每一个爱情中的人物都丰满真实，人情之间的纠葛复杂也在此体现。
2.婚姻方面
婚姻中夫妻关系最为紧要，而矛盾点的爆发多以吵架的方式展现。方鸿渐与孙柔嘉完婚回上海后由于各自的家庭人员搀和加上生活脾性不和，又值世道艰难工作不稳，两人的婚姻很快出现争吵，最后发展到动手打架。从前夫妻之间的和善尊敬荡然无存，只剩相互嫌恶。从新婚燕尔到一地鸡毛便是实事叙述了夫妻婚姻家庭生活的繁琐冗杂。同时夫妻之间的争吵也揭露出世俗生活中夫妻双方在人前公开和人后私密下差别甚大的情态与心境，很有现实意义。
钱锺书在《围城》中描写人情世情的方法
（一）“据实而为，缘情而发”的创作原则
张竹坡评《金瓶梅》创作，提出创作者必曾于患难穷愁，人情世故，一一经历过，只有入世最深，方能为众角色摹神。由此小说家创作小说，实有一番经历，而非主观臆测，凿空遣玄。作家创作小说须面对现实，以反映世态为己任。钱锺书于“孤岛”中花2年时间完成这部巨著，要研究《围城》中的人情世情，就不得不谈到作者自身经历。因为一切的文艺创造都是由人这个主体进行，主体著作者的所思所见所悟就尤为重要了。这也契合中国文论史上的“知人论世”观。著者创作素材大都为亲身经历感受再加文艺想象创造。《围城》主体人物是知识分子，而钱锺书本人便是一个有天真热烈诗人情怀与冷静洞察百态社会的知识分子，他的所历所感直接或间接转化为小说内容，体现其据实而为。例如钱锺书在巴黎一年结识众多中国留学生，为其小说提供了重要的写作素材，《围城》中的重要角色“方鸿渐”、“褚慎明”、“董斜川”等的原型都发迹于此。同样，描写赵辛楣一行赴三闾大学的途中经历实是曾经的蓝田之行。在世事混乱的境况下，钱锺书的蓝田之行万苦千辛，皮骨仅存，心神交瘁，非言可尽。这一段暗无天日的时光，给钱锺书最强烈的肉体与精神的冲击，使得他能够在深刻感受世情人情的的前提下再以冷静的眼光犀利的笔锋描摹世间百态人士情仇。可以说此种经历是钱锺书《围城》描写缘情而发的代表。
（二）现代女性知识分子群像观
人情世情的体现要有特定的人物载体，通过人物情态、相互关系、事件冲突方能体现。因此，再次从《围城》人物塑造探讨其描写方法。《围城》作为现代小说，与以往人情世情小说相比，最突出的表现便是“现代性”，“现代性”的体现又是通过现代人物系列来体现的。其中，新时代女性知识分子形象便是突出之处。《围城》不似《金瓶梅》以流俗艳情的笔调来贬诋女性，也不似《红楼梦》以诗意怜惜的笔触申扬女子，而是在男女描写上一视同仁，用聪睿，俏皮，流动的描写在说天道地中搭入讽喻的机趣，便使得这一批女性知识分子形象更加生动丰满，她们一记眼神，一句话语，一个动作无不流露处纷繁复杂的人性，显示出功利浮躁的社会心理。由此，这里用《围城》中典型的女性知识分子群像观来研究人情世情。他们有接受新式教育的机会，有走出家庭社交工作的自由，有自由追求爱情选择婚姻的权利，更有傲气和主见，更会自我打算。以至于很多男性难以抵挡这一“温柔陷阱”。但同时她们面对的情况也更为复杂：不仅要适应社会中的变幻险恶，还要处理工作中的无休止的勾心斗角，在婚姻中还要面临琐碎的家长里短。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围城》中的女性知识分子形象更丰满复杂，人物关系更丰富多样。在爱情观念上，《围城》中有几处描写：“那时苏小姐把自己的爱情看得太名贵了，不肯随便施与。现在呢，宛如做了好衣服舍不得穿，锁在箱里，过一两年忽然发现这衣服的样子和花色都不是时髦了”。[5]这一处比喻堪称经典，其直接道出作为高学历女性的自尊自傲，但随时光流逝后色驰掉价还难以割舍的矛盾心理。即使在当代，这类高学历女性也同样理想化的认为自己“艳如桃李，冷若冰霜”，要让追求者“卑逊的仰慕而后屈服地求爱”。不仅是女子爱情观，这里也阐述了世俗生活中人们的普遍心态与感受：自持珍宝的东西到头来发现不过尔尔。在典型女性知识分子群像的描摹中，《围城》的三个写作手法值得讨论:
（1）性格化的外貌描写。
读《围城》时，进入角色和故事情节极快，是由于其在描摹人物时通过幽默辛辣的比喻已经把性格气质定性。这对于安排人际间冲突描摹人情有便利之处。例如轮船上的鲍小姐，是“部分真理”的代表。姓氏“鲍”代表鲍鱼之臭，“部分真理”实是对其行为的讽刺，钱锺书在构思人物之时已有考虑。
（2）心理描摹作用。
古往今来，小说能把人物心理描摹得深透的并不少见。而《围城》不仅能够细腻描摹人物特殊状态下的心理，还能在同一事件发展过程中利用各式人物心理推动故事情节。这与人物本身呈现在人前的语言行为明线和相互难以认知的心理活动暗线共同牵引故事往“当然”方向发展。例如方鸿渐和唐晓芙最后雨中争吵分别，两人的思维和行动有理解上的误差，你以为的与我以为的共同形成对事情的认知偏差，推动情节向后发展。
（3）善于运用情节冲突推动故事发展。
各个人物事件看似拥堵却井然有序的出现，让故事不仅有真实的现实效果更有戏剧艺术的美感。例如，方鸿渐带新婚妻子孙柔嘉回方家，父子、妯娌、婆媳之间的一系列冲突逐渐加剧了夫妻间的矛盾。错综复杂的人物关，体现了现实生活中处理众多人际关系有心无力的疲状。
（三）讽喻手法
《围城》中大到小说结构安排，小到无所不包的剖白式议论，全文带着一种参悟人情世故的幽默，或深或浅的体现那个时代的人情世情百相。大方面如三闾大学“粤派”、“少壮派”、“留日派”、“汪派”、“从龙派”乌烟瘴气的校务环境，各个系老师间请客拉拢，打牌赌钱，明枪暗箭的过招，学生教学工作一片混乱的现象实就是讽刺中国政治环境的绝妙手笔；小方面对文凭的剖白，把文凭比作亚当和夏娃下身的那片可以遮羞包丑的树叶。一小方纸可以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统统掩盖起来。何其辛辣尖刻！这些讽喻文字让人心中惊叹，嘴上缄默，唯有深思。只有钱锺书这样的冷静学者才能剖析出社会生活中隐蔽却真实的世事人情。
结论
综上所述，《围城》中人情世情的内容源生于离合悲欢，发迹变态之事；具体情境涉及人间细事，家庭纠葛，儿女之情；铺陈叙述上或条畅曲折，或幽伏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钱锺书本人有一番对家庭生活的离合悲欢之感；求学事业上有升迁贬谪之实；学者本人有“汇百川成汪洋，假俚语释玄奥”的学识之才。加上其对社会生活冷静的观察力，高超的反讽技巧终于造就《围城》这部对道德、风俗、人情的批判于一体的现代经典。钱锺书以小说中典型的女性知识分子群像来发掘社会生活中人情世情的细枝末节，其独到的外貌、心理、情节描摹技巧和讽喻手法使得小说在“玩世不恭”的调侃语调下成为韵味深厚的“世情书”。整个小说内蕴作者几分激愤执着与清明淡然，更是展现了现代人对自己生命处境的哲理思考。《围城》耐读处也于此矣。
（转载于知网）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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