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中国古代GDP最高、最富有，同时百姓的幸福指数也最高的朝代，没有之一。有多富？当时整个宋朝的GDP占世界GDP的65%，其中北宋占比80%、南宋50%（年美国GDP的世界占比仅24%，中国16%）。而宋朝的魅力，也不仅仅局限于它的经济总量，可以说这种满满的“幸福感”体现在整个大宋社会的方方面面。
今天我们就来扒一扒，大宋的百姓到底有多幸福？
01经济
在很多的文学作品里，都把《清明上河图》作为大宋商业繁荣的一个佐证。而我个人觉得，宋朝经济的活跃，首先是体现在整个社会上下对商业的态度上。
重商主义，有钱是爷
我们都知道，中国历来都是一个“重农抑商”的国家，商人的社会地位在中国历来都是很低的，而独独两宋是个例外。
宋朝人对传统儒家“言义不言利”思想做了极大的释放。当时宋朝社会重要的思想流派：事功学派（与“理学”分庭抗礼）的很多观点均主张“言利”，承认“人心逐利”的正当性。而在这种时代精神的激荡下，包括宋代士大夫阶层的社会上下，普遍不以经商为耻，甚至很多参加科考的士子们，都会借着离家进京的机会顺便做一些生意：“各乡奇巧土物，都担戴来京都货卖。”①
所以可以说，宋朝是中国商人的黄金时代。下到田间农民、普通百姓，上到各级官员、王公贵族，宋朝人参与商业活动、投资理财的积极性都是相当之高。农民弃农从商，或半耕半商者比比皆是。而宋朝的各级官员也“不耻商贾，无所不为。”就连方外之人的僧人、道士也常常出现在商业活动中。北宋东京的大相国寺，就是京师最繁华的贸易市场。
自由经济，财产保护
说到这里，很多人可能会问，宋朝的官员都参与经商，会不会造成官商勾结形成垄断？事实上，宋朝可以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自由经济”最充分的朝代。究其原因，这首先得益于宋太祖赵匡胤立国时的开明态度。
赵匡胤说：“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耳。”大致态度就是，富家大户都是国家的根基，私有财产是应该受到保护的。于是在此基础上，宋朝的商业活动，官、民分利一直处于一个相对“平等”的状态。虽然在宋朝历史上有过几次改革，客观上增加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但就出发点而言，都是避免“与民争利”的。而且事实上，这些改革譬如王安石变法，凡是强化政府干预的措施，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其次，由于商业文明的高度发达，也催生出宋朝一个特有的文化现象，就是“契约文化”。在此文化影响下，官府的权力也经常受到“法律”的约束。
契约文化，法庭见
宋朝人很喜欢“打官司”，特别是在经济活动密集的江南一带，“诉讼日不下二百”②、“诉庭下者日数百。”③
宋朝人之所以如此“健讼”，主要由于商品经济的繁荣，财产纠纷时有发生，而人们的“产权”意识得到了觉醒。因此宋朝的民商事立法，远比其它王朝要发达。并且朝廷还规定，法官对民商事诉讼的裁决，其依据的法律条款必须在判决书上清楚列明，否则诉讼人可以不服判决，提起上诉。于是在宋朝，也因此催生了一批与诉讼相关的诸如：讼学（法学）、讼师（律师）、讼社（律师事务所）等专业领域服务产业。
草民告官，不服就告
特别有意思的是，在宋朝，“民告官”的情况时有发生。一些小民经常“一气不得”便“诋郡刺史，讪诉官长”，受了委屈就“告官”。而官府为了保证“民告官”能够得到公正的裁决，宋朝政府规定：诉状不能交给被控告的衙门审理，百姓如果起诉县衙，就交由州法院审理；如果起诉州衙门，就由提刑司委托其它州法院办理。而且，至少从史料来看，宋代绝大多数“民告官”的案子，都告赢了！
譬如宋哲宗期间，户部尚书蔡京（后来成为了一代权臣奸相）为了巴结当时太后的娘家向氏，圈了一大块地给向家修寺院，要求“四邻田庐”赶紧拆迁。结果动迁户不服，状至开封府。开封府法官范正平判决：“所拓（拆迁）皆民业，不可夺！”没想到这帮拆迁户对范大人的判决还不满意，又继续上诉告到“登闻鼓院”，最终蔡京不得不“坐罚金二十斤”④。
劳动合同，人才市场
宋太宗赵匡义在位时期，京师有一位市民击鼓状告自己家的仆人弄丢了他家的一头猪，要求家仆赔偿损失。这是中国社会史上的一次标志性事件：它意味着魏晋隋唐“奴婢制”的瓦解。主家与家仆之间从此之后都是法律意义上“平等独立”的自然人。双方有了纠纷，主家也不能随意处置家奴，而需要诉诸法律途径维权。最终宋太宗下诏：“以千钱偿其值”。
宋朝以前的家奴，形同奴隶，没有户籍，依照法律：“奴婢贱人，律比畜产。”而入宋以后，家仆都获得了自由的身份。奴婢与主家的关系，由财产附庸变成了雇佣关系，双方签订劳动合同：“自今人家租赁，当明设要契”⑤。而由于这种雇佣关系的普及，在宋朝的城市中还出现了很多“劳动力市场”和“劳务中介”。
02思想
由此可见，由于经济的发展、商业文明的繁荣，大宋王朝的治理结构与社会模式，较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有很大的区别，而且这种区别更是从当时的经济领域延伸到了思想层面。
官民平等，说话硬气
在很多的影视作品里，特别是明清以后，草民遇官，那是相当低贱的。即使不是匍匐在地，至少也须唯唯诺诺一番。然而从很多宋人的记录来看，宋朝百姓上了衙门，一般是无需下跪的。不仅如此，在面对官员的时候也是相当“硬气”。
宋仁宗时期，有个叫宋祁的官员到开封城外踏青，看到一位老农耕田就上前作揖道：“老人家您辛苦啦，看来今年您是要大丰收啊！您觉得这么好的光景，是要感谢老天眷顾，还是感谢皇上洪福啊？”老农“俯而笑”，然后毫不客气地回答宋祁：“何言之鄙也？子未知农事矣！吾每日勤作耕耘，今日之获，乃吾汗水所得，何言感谢天？吾按时纳税，官吏亦不能强吾所难，何必谢皇上？吾春秋高，阅天下事多矣，未见如你这般蠢的。”宋祁被老农怼得哑口无言，也不敢生气，回家写了篇《录田父语》，把老农的话记录了下来。⑥
重女轻男，经济独立
在我们一般的认知里，中国古代女性的地位都是很低的。然而在宋代，由于经济的繁荣以及国家对教育的投入，女性也能够相对容易地获得受教育的机会。并且，女子经过一定的培养和教育，是比较容易“找到工作”的。而女性下海经商，在宋代也是屡见不鲜。这就引发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历史现象：宋代女性的社会地位是比较高的，甚至在江浙一带，有“重女轻男”的风气。
廖莹中《江行杂录》中有载：“京都中下之户，不重生男，每生女则爱护如捧璧擎珠，甫长成，则随其姿质教以艺业，用备士大夫录用采拾，名目不一。有所谓身边人、本事人、供过人、针线人、堂前人、拆洗人、琴童、棋童、厨娘，等级截乎不紊，就中厨娘最为下色，终非极富贵之家必不可用。”生个女儿，培养得好，即便将来当个“最为下色”的厨娘（厨师），其雍容端庄，也不是寻常小吏百姓可比的。
婚姻自由，协议离婚
由于女性就业和经济的独立，社会地位的升高，宋朝人的婚姻观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一般我们都认为中国古代只有丈夫单方面的“休妻”，没有“协议离婚”，其实古代也有离婚，法律上叫“和离”。而在宋代，和离不仅不是稀罕事儿，甚至由女方主动提出的“和离诉讼”也屡见不鲜。宋人应俊曾经感慨：“为妇人者，视夫家如过传舍，偶然而合，忽尔而离。”⑦
并且宋朝的法律也主张保护妇女主诉离婚的权力，譬如丈夫若没有能力赡养妻子，妻子有权离婚；夫出外三年不归，听妻改嫁；妻子被夫家亲属性侵犯，即使未遂，妻子也有权提出离婚……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对女性婚姻权益的保护。
03民生
最后，在大宋如此开放的社会风气和经济繁荣影响下，大宋朝的百姓们到底过得怎么样？我们可以从民生角度来看看。
高福利社会
宋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高福利”社会。我们可以从一般老百姓最关心的“生、老、病、死”四个方面来看宋朝的社会福利：
生有所育：在大宋生孩子，“无问贫富，凡孕妇五月，其夫免杂色差役一年，候生子日，无问男女，第三等户以下（中下收入户）给义仓米一斛。”⑧而对于贫困家庭无力扶养子女，政府将给予赈济，符合条件的家庭，一名婴儿可获得文的“奶粉钱”。除此之外，政府还设立了很多弃婴收容的福利机构“慈幼庄”、“婴儿局”。而历代类似的机构，都是由寺院、道观等民间团体自发组织的。
老有所养：根据北宋末的一项立法，凡50岁以上的鳏寡孤独老人，可以进入国家在各地开设的“福田院”、“居养院”。国家给他们的赡养标准一般为每人每日一升米，10文钱；对80岁以上的老人，政府还有额外补助，另给大米及柴钱；90岁以上老人每日另加酱菜钱20文，夏天给布衣，冬天发棉衣。后来因为人口增长要收养的人数太多，又将进入福利院的年龄门槛提高到了60岁。
病有所医：一方面是政府的义诊和施药。朝廷每年拨专款至各州，用于购买药品免费发给贫民。当然这些政策在宋朝的不同时期有所不同，并不稳定。而比较普遍的举措是宋廷在各个地方都设有药局：和剂局、惠民局（平价药房）医院：安济坊（医院）。并且凡户数达到千户以上的城寨，都须设立安济坊。甚至安济坊的医护人员，政府每年还要进行“赏罚”考核。
死有所葬：虽然历代朝廷都会开设一些“义冢”来收纳一些客死他乡、无人入殓的流民或贫民，但制度化的福利性公墓，是在宋朝真宗时期才开始的。宋廷在很多寺院附近都开辟了“漏泽园”，并制定了统一的规格：每位逝者占地“八尺见方”，配两块大方砖铭刻逝者姓名、籍贯、生辰、安葬日期。没有棺木的逝者，政府给予棺木收殓。贫困家庭亲人去世后想安葬于漏泽园的，政府也欢迎，且无需费用。通常漏泽园还聘请僧人住持管理，由政府支付补助。且每收葬满二百人，住持僧可得到国家赠与的“紫衣”、师号等奖励。
以上就是宋朝关于“生老病死”的社会福利，还有很多细则，就不一一列举了。虽然和现代国家相比，包括在执行过程中，还有很多的瑕疵，但是至少这些福利举措在中国历史上，包括后来的元明清三朝，很多都是绝无仅有的。
吃喝玩乐，消费至上
那么，生活在宋朝的老百姓，到底日常生活水平如何？应该说，还是相当“嗨皮”的。仅从《清明上河图》中我们就能看到很多宋朝人日常的生活光景：餐饮业火爆、综艺表演繁多、天热了有冰镇冷饮、晚上有宵夜茶点。
事实上在两宋的首都汴梁和临安，夜生活是很丰富的，很多商铺几乎是通宵营业。如《东京梦华录》中记载：“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耍闹去处，通宵不绝。”而且“冬月虽大风雪、阴雨，亦有夜市。”《梦梁录》中也记载：“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
同时围绕这些第三产业发展起来的配套服务如“报纸广告”、“LOGO设计”都是从宋朝开始的。并且如果你连门都不想出，大可以“逐时施行索唤”，饭店也“咄嗟可办”，当时就有了外卖“饿了吗”服务。
而从市政建设与生活设施上来看，很多宋朝大城市里的居民，还能用上“自来水”（用竹子搭建的引水系统）和“地下排水系统”（福寿沟，其中有些宋朝建设的排水系统时至今日依然在发挥作用），可谓是相当的“现代化”。
宋太祖的顶层设计
以上就是整个宋代社会结构的大致轮廓，可能会和你之前对宋朝的印象有很大的出入。而在这种经济繁荣、思想开放、生活便利的大背景下，虽然两宋对外来看，并不是那么的强悍，但是终两宋国祚年，在大宋的内部都是空前的稳定与祥和（偶有农民起义，都规模较小，无关痛痒）。事实上，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大一统朝代中，唯一一个没有亡于内乱（农民起义、诸侯割据）的朝代。且若不是野蛮人“元”无可阻挡地崛起，想必这种稳定与和谐还能持续很长时间。
而究其原因，很大一部分都要归功于宋朝在立国之初，宋太祖赵匡胤的眼界与胸怀。
可以说，宋太祖赵匡胤在开国之初对宋帝国的顶层设计，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对后来两宋的持续繁荣与稳定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然而，赵匡胤这样一位皇帝，在很多的历史作品里却往往被忽略。人们更热衷于他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