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10月6日，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获诺贝尔文学奖。评奖词这样描述埃尔诺的作品：“她以勇气和手术刀般的精确，通过个人记忆揭露根源、异化和集体层面的限制”。安妮·埃尔诺年出生于法国诺曼底地区的利勒博纳（Lillebonne）。埃尔诺（Ernaux）是她婚后的夫姓，她出生时的姓是杜切斯奈（Duchesne）。从年发表的第一部作品《空柜》，到年5月出版的最新作品《年轻男人》，埃尔诺至今共出版了20余部作品。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她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37种语言。
当地时间年12月7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妮·埃尔诺在瑞典学院发表了获奖演说。年12月7日傍晚，埃尔诺在斯德哥尔摩的瑞典学院发表了演讲。在22分钟的时间里，埃尔诺按照时间顺序讲述了对她的写作产生影响的人生经历，以及她对文风和人称的自觉选择，讨论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最后她把获奖的荣耀与所有追求全人类自由、平等和尊严的人分享，并且认为她得奖并非个人的胜利，而是集体的胜利。
安妮·埃尔诺的诺贝尔奖证书。版权：?NobelPrizeOutreach；摄影：ClémentMorin年12月10日下午，诺贝尔奖的颁奖仪式如期举行。年和年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均因新型冠状病毒而取消，今年的颁奖典礼恢复了以往的形式。埃尔诺得到了证书。她还将收到价值约为90万欧元的奖金。因历史的偶然和个人的偶然开始写作
在演讲的开头，埃尔诺提出了一个问题：“该从哪儿开始呢？我对着白纸问了自己十多次这个问题。”埃尔诺很快就找到了答案：“这个句子我不需要去很远的地方找，它自己出现了。这个句子简洁而又暴力。仿佛被刻在碑铭上，不容反驳。这个句子是我60年前在私人日记里写下的。‘我写作是要给我这种人复仇。’”（J’écriraipourvengermarace）埃尔诺写下这句话的时候正在上大学，她当时22岁，在鲁昂大学的文学系读本科。她身边的很多同学都出自本地的资产阶级家庭。埃尔诺回忆了她当时对于写作的态度：“没有土地的农民、工人和小商贩因举止、口音和没文化被人鄙视，作为他们的后代，我狂妄地、天真地以为：写书、成为作家足以修复因出身引发的社会不公。我以为个人的成功足以抹去长达几个世纪的统治和贫穷。我之所以有这样的幻想是因为学校已经让我获得了学业上的成功。”
正如埃尔诺在与米歇尔·波尔特（MichellePorte）对谈时说的那样，人不可能在没有读过很多书的情况下写作。埃尔诺在演讲中强调儿时的阅读对她的写作的影响。埃尔诺的母亲非常喜欢阅读，她会在杂货店没有顾客的时候抽空读小说。而且她也鼓励埃尔诺读书，她觉得读书比学会缝纫和编织更重要。埃尔诺列举了她小时候读过的书：《堂吉诃德》、《格列弗游记》、《简·爱》、格林童话和安徒生童话、《大卫·科波菲尔》、《飘》。后来她还读了《悲惨世界》、《愤怒的葡萄》、《恶心》和《局外人》。埃尔诺说她读到这些书并不是因为学校的推荐，而是出于偶然。埃尔诺谈起自己在大学之所以选择文学专业是因为她想“待在文学里，因为文学有比其他东西更高的价值，文学是一种生活方式，能让我把自己投射到福楼拜或维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里，并且能让我用文学的方式经历着这些小说。我无意识地认为文学是跟我出身的社会阶层截然相反的一片大陆。”
）在法国巴黎获得雷诺多奖。埃尔诺回忆了自己最开始写作时被拒稿的经历，但是她认为两三家出版社的拒稿没有让她产生放弃写作的想法。她认为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能重拾写作，是因为她当时所过的生活让她远离了写作。“在一个角色由性别决定的社会里，身为一个女人所感受到的重负跟身为一个男人完全不是一回事，当时避孕药被禁止，堕胎是一桩罪行。我当时过着婚姻生活，有两个孩子，我的职业是教师，我得照顾自己的家庭，我每一天都在日益远离写作，远离我许下的要为我这种人复仇的诺言。”埃尔诺感觉非常痛苦，“我害怕直到死去的那天也没能推开那扇只为我敞开的门，没能写那本只有我才能写的书。”然而，历史的偶然和个人生活中的偶然最终让埃尔诺重新开始写作。“我回我父母家度假的第三天，我父亲去世了；我开始教课，班上的学生来自平民阶层，跟我自己的情况很像；全世界范围内的抗争运动。这些因素通过意想不到的、敏感的方式将我重新带回了我出身的世界，带回了我‘这种人’的世界，我写作的欲望因此变得紧迫起来，又隐秘又坚决。”这一次，埃尔诺要写的东西跟她在二十岁出头的时候想写的东西截然不同，她想沉入记忆，挖掘那些不可名状的东西，让这些东西重见天日。她想通过写作理解是什么让她最终远离了她出生的那个阶层，她想通过写作找到她自身的和她之外的原因。
没有一种文风的选择是自然而然的
在重新找到写作的动力以后，埃尔诺开始了文风的探索。年6月27日，埃尔诺在法国文化广播电台的节目《思想圆桌》上提到波伏娃的语言。她觉得波伏娃写东西的时候没有用另一套语言的感觉，她的语言和她的文化都是她自然地在家庭中习得的。埃尔诺认为自己的情况跟波伏娃不同，“我总是觉得自己用着两种语言，一种是通俗的语言，另一种是合法的语言。”、“我感觉自己身处两个世界，因此身处两种文化。”、“这种经验影响了我的文学观，也塑造了我的写作方式”。在这次演讲中，埃尔诺更深入地探讨了语言风格的选择。她说：“没有一种文风的选择是自然而然的。但是，移民不说父母的语言，跨越社会阶层的人不完全说自己父母的语言，他们用其他的词语思考和表达自己，对于这两种人而言，文风的选择有着更多的阻碍。”埃尔诺认为对于两种人而言，文风的选择是一种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是从小学会的给事物命名的语言，是母亲教给小孩的语言；另一方面是在文学作品鉴赏中的模范语言。用后来学会的、占统治地位的语言表达他们出身的那个世界的事情就变得很难，甚至是不可能。埃尔诺说在她的文学世界里，那个她认为是她真正的故土的文学世界里，是福楼拜、普鲁斯特和伍尔夫的作品。普鲁斯特的作品对于埃尔诺而言意义重大。年11月18日，在普鲁斯特逝世周年之际，埃尔诺参与了法国文化电台的一档节目，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埃尔诺谈了她阅读普鲁斯特的经验和她对普鲁斯特的理解。节目的后半，埃尔诺还谈论了自己的创作。普鲁斯特对于年轻的埃尔诺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家，然而为了展现和理解她经历的割裂，埃尔诺决定放弃优美的文风。
埃尔诺认为对生活的思考与对文风的思考是不可分割的。“如何能在思考生活的同时不思考写作风格呢？要考虑到写作的风格是迎合还是冲撞了既有的、被内化的关于存在和事物的呈现情况。”父亲的去世促使埃尔诺认真地思考该用何种风格写作。“一个在文化上有特权的读者，在面对书中的人物时可能保持跟现实生活中同样的高高在上、瞧不起人的立场。”为了打破这种目光，为了在写作的同时不背叛，埃尔诺从第四本书《位置》起选择了一种全新的文风。埃尔诺在演讲中对这种文风做出了解释。这是一种“中性的、客观的文风。之所以说它是‘平白的’，是因为不用比喻，也没有情感的痕迹。暴力没有被展示出来，暴力来自事实本身，并非来自文风。找到同时包含真相和由真相生发出的感受的词，直到今天，是我在写作过程一直非常在意的事，不论我写的是什么题材。”
埃尔诺还讨论了第一人称在她写作中的意义。“继续用‘我’对我来说是必要的。在大多数语言中，从学会说话到死，我们都通过第一人称存在。而在文学作品中所使用的第一人称指的是作者本人、而不是一个虚构的‘我’时，往往被认为是自恋。”埃尔诺追溯了从17世纪开始的以卢梭的《忏悔录》为代表的文学作品让“我”变得大众化的过程，“我”从贵族在回忆录中讲述战功的人称变成了更为普遍的人称，“我”确认了作为个人所享有的平等地位。然而，埃尔诺强调自己使用第一人称并非出于平民的骄傲，而是因为第一人称作为一种形式既可以是男性的，也可以是女性的，是一种捕捉情感的探索性工具。用第一人称去探索那些隐秘的记忆中的情感，去探索那些这个世界不断提供给我们的情感。同时，埃尔诺也指出她用第一人称写作是为了追求普遍性。“对我来说，这不是要讲述我人生中的事，也不是要倾吐人生的秘密，而是要弄清楚我经历的情况、事件和爱情关系是怎么回事，也是要揭露一些只有通过写作才能使之存在和达成的事，那些事情或许是在其他的意识中、在其他的记忆中。谁能说爱情、痛苦、哀悼和耻辱不是普遍的？”埃尔诺认为当书中的“我”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透明的，变成了一个读者能代入的“我”，那么这个“我”就成了跨人称的，个人的因此变成了普遍的。
法国文学批评界的争论
埃尔诺对自己不用比喻的“平白行文”风格的解释以及她对第一人称也具有普遍性的捍卫，似乎是用一种间接的方式回应了年10月以来法国文学评论界的一部分反应。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揭晓以后，法国文学评论界的整体反应是为埃尔诺获奖感到高兴，因为埃尔诺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女性作家。读者的反响也非常强烈，在诺贝尔文学奖揭晓后，很多书店都贴出了通知，告知顾客埃尔诺的作品已经卖光。伽里玛出版社和斯托克（Stock）出版社等在诺贝尔文学奖揭晓以后都紧急加印埃尔诺的作品。在经历了大约两周的断货以后，加印的埃尔诺作品回到书店。很多书店都推出了埃尔诺主题的橱窗和专架。
然而，在文学批评界也有一些不那么友好的声音。在埃尔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法国文学批评界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