掣肘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的
外部因素
马晓霖
内容提要年是联合国第号巴勒斯坦分治决议出台70周年，该决议规定的“以色列国”已成立69年，“阿拉伯国”即后来的巴勒斯坦国却迟迟没有实现独立。导致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目标长期不能达成的内外因素非常多，且复杂。从外部因素看，后殖民时代巴勒斯坦独立建国政治认同的缺失、阿拉伯民族主义力量的内部竞争与钳制、大国的介入与干预、政治伊斯兰因素的影响、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冲击以及宗派与地缘政治的分野，构成巴勒斯坦人始终难以自决政治前途和民族命运的障碍。从历史经验看，实现建立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目标，与其说依赖外部力量的支持，不如说取决于巴勒斯坦内部能否实现团结，独立自主做出历史抉择，并勇敢地争取与以色列实现公正和持久和平。
关键词巴勒斯坦法塔赫哈马斯埃及伊朗
作者简介马晓霖，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教授、博联社总裁（北京）。
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地区最敏感、影响深远且至今仍困扰地区发展的核心议题。年11月2日，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提供依据的《贝尔福宣言》（BalfourDeclaration）问世，埋下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和阿拉伯人之间纠纷和冲突的祸根。回首70年前，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在巴勒斯坦地区分别建立“犹太国”和“阿拉伯国”的《巴勒斯坦将来治理（分治计划）问题的决议》，即第(II)号决议，但巴勒斯坦迟迟未能正式建立拥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当历史的车轮行进到年这一重要历史节点，回顾历史，巴勒斯坦人走过了一条漫长而曲折的寻求建国之路。事实上，对于巴勒斯坦建国问题，它不仅仅是该国人民的自主选择与努力，而且也具有多重政治属性，因而受到多方面外部因素的制约，并且内、外因素产生深刻互动。这种超越巴勒斯坦问题自身的属性和互动，构成巴勒斯坦人始终难以自决政治前途和民族命运的致命障碍，也成为无法与以色列建立战略互信并尽快和平相处的客观条件。鉴此，沿着70年时间轴线（以年联合国巴以分治决议为起点），本文拟以阿拉伯政治认同、国家利益较力、大国干预、伊斯兰复兴运动、伊朗崛起和宗派纷争等6个维度为横切面，分析不同历史时段影响巴勒斯坦问题解决的外部主要不利因素。综合来看，我们似可以由此找寻出哪些外部力量阻滞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目标的实现，换个角度考察巴以冲突的解决之难，对未来双方排除外部干扰、尽快实现和平提供新的参考系。
后殖民时代巴勒斯坦
独立建国政治认同的缺失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巴勒斯坦这块土地首先作为“大阿拉伯”的一部分，被英国用于诱惑梦想统一的阿拉伯人举行反对奥斯曼统治的起义，但是，在笼统许诺给麦加穆夫提、谢里夫（总督）侯赛因·本·阿里及其家族后，又通过《贝尔福宣言》转手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送了人情。一战结束后，英国自食其言，既没有满足侯赛因家族建立以大马士革为首都的“大阿拉伯国”，也没有计划推动巴勒斯坦地区人民的独立建国。相反，侯赛因家族代表费萨尔王子和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哈依姆·威兹曼还围绕《贝尔福宣言》的落实公开和直接磋商，彼此承诺支持对方建国，实现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和谐相处。在此阶段，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根本无缘、无力独立建国，因为现代巴勒斯坦是英、法殖民者人为制造出来的地理概念，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阿拉伯人被突然封闭在这个狭小而有别于周边阿拉伯地区的范围内，客观上给他们争取合法权益的斗争带来极大难度。但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自身的缺憾也是导致他们丧失建国机遇的主要原因。这种自身缺憾既表现为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治力量，还表现为本地政治精英势力的分裂。
年11月29日,第二届联大通过关于巴、以分治的第（II）号决议，实际上是确立了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的建国权利。犹太人根据分治决议的规定，在年英国委任统治结束后，建立了以色列国。而建立民族独立和主权完整的巴勒斯坦国绝非巴方一厢情愿的行动，需要拥有自身能力与获得外部支持。在当时背景下，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是英国和法国分割奥斯曼帝国亚洲西部遗产后的最后一块土地，阿拉伯人虽然占据人口半数以上，但是并没有自决前途的能力。一方面，巴勒斯坦问题作为列强通过一战和二战重新瓜分世界的孽种之一，巴勒斯坦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尚不成气候，侯赛尼和纳沙希比两大传统家族争夺控制权，巴勒斯坦缺乏统一力量和独立共识。另一方面，周边阿拉伯国家大都觊觎这块圣地而反对分治，且不满于联合国第（II）号决议在土地分配中明显偏袒犹太人的规定，不乐意巴勒斯坦独立建立所谓“阿拉伯国”。外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两次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巴勒斯坦代表处主任果尔达·梅厄秘密会晤，试图说服犹太人放弃独立，在统一的大约旦王国中享受高度自治地位，双方一致将控制耶路撒冷的穆夫提侯赛尼·阿明当作敌人。
年5月14日，在以色列宣布独立的次日凌晨，埃及、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对以色列发动进攻，它们基本出自本国利益特别是对土地的渴望而参战，并没有打算为当地阿拉伯人建立一个独立国家：埃及既想履行阿拉伯国家联盟反对分治的决议，也想避免阿卜杜拉一统巴勒斯坦；约旦想要巴勒斯坦全境特别是耶路撒冷，黎巴嫩和叙利亚想平分加利利地区，伊拉克想要获得出海口。另外，巴勒斯坦人没有直接参与土地保卫战，也没有给参战阿拉伯军队提供足够的援助。年3月，第一次中东战争停火，以色列不仅守住了联合国第（II）号决议划分给犹太人的土地，还将留给阿拉伯人的土地占去一大半，余者分别被埃及（加沙地带）和约旦控制（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
战争爆发当年，尽管在埃及支持下出台17条规约，泛巴勒斯坦政府得以组建，并得到叙利亚、约旦和也门的支持，甚至出席了当年11月召开的阿盟会议，但是，这个名义上的傀儡政府不仅持续时间短，而且还成为巴勒斯坦人自己第一时间埋葬独立梦想的牺牲品。12月，巴勒斯坦人在约旦军事总管欧马尔帕夏主持下，在杰里科通过决议：宣布约旦河两岸合并且接受哈希姆王室的统治。年夏天，阿卜杜拉国王相继出访英国和西班牙，回国即着手与以色列和解，谈判起草互不侵犯条约，打算延长和扩大为期5年的停火协议，并称其为永久和解谈判。10月1日，泛巴勒斯坦政府在加沙召开会议，西岸巴勒斯坦人也在历史学家苏莱曼·法鲁基主持下在安曼佩特拉电影院召开代表大会，大会否决泛巴勒斯坦政府并电告阿盟，推举阿卜杜拉国王为巴勒斯坦人的合法代表。当年12月，约旦河两岸民众实现了关税和护照统一，西岸和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分别在约旦议会获得20个下院席位和6个上院席位，6人进入约旦最高管理委员会。年约旦议会通过决议，完成统一手续。加沙地带则在埃及与以色列签署停火协议后，被置于开罗的统治之下。联合国分治决议规定的巴勒斯坦独立就在这里率先夭折。
由此可见，巴以分治是建立在英、法殖民主义在中东解体的特殊阶段，这种外邦长期统治及权力的快速转移，使新生民族国家普遍处于一个混乱、动荡的摸索过程中，这种摸索带有强烈的自我认知模糊性和利益边界的不确定性，也沿袭着浓厚的部落主义和封建割据战争传统。独立建国的一个内在前提是特定族群具有清晰而一致的政治认同，至少包括最基本的共同地域、共同种族、共同文化和共同语言等方面的归属方向和目标。面对突如其来的分治决议与独立机遇，巴勒斯坦人既缺乏自立于周边国家的一致愿望，更没有标定独特巴勒斯坦民族属性和政治身份的同构努力，遑论上升到构成独立国家所具备的更高级政治认同，如国家形态、政治制度、治理架构、内外政策等。从外部因素看，妨碍巴勒斯坦独立的不是接受了联合国第（II）号决议的犹太人，而是拒绝接受该决议的周边阿拉伯国家。其结果是，它们对以色列的进攻及彻底失败使巴勒斯坦人失去了联合国决议划分给它们的半数以上土地，也确立了以后以色列做出让步的边界底线。
阿拉伯民族主义力量的
内部竞争与钳制
第一次中东战争使阿拉伯人蒙受奥斯曼帝国解体后的首次大失败，暴露出各封建王权政府的腐朽和无能，也推动阿拉伯民族独立运动的蓬勃发展。年，埃及爆发自由军官革命，颠覆法鲁克王朝,建立共和国；年，叙利亚发生军事政变，复兴社会党走上政治舞台；年，卡塞姆领导的自由军官团推翻伊拉克费萨尔王朝并建立共和国。从埃及纳赛尔宣扬阿拉伯民族团结和统一，到叙利亚阿弗利卡主张“自由、复兴和社会主义”，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在阿拉伯国家形成巨大社会思潮和政治洪流，也培育了巴勒斯坦民族独立运动的萌芽。但是，这个阶段的巴勒斯坦独立运动，很大程度上作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巴勒斯坦弱小分支而存在，并置身于阿拉伯民族主义内部的竞争与倾轧之中。
在巴勒斯坦人失去故土并被以色列、约旦和埃及三国占领的20世纪50年代早期，被占领土出现多种反抗力量，大致可归结为四类：一是亲约旦的力量，接受约、巴合并；二是穆斯林兄弟会，受埃及穆兄会的影响；三是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框架下的反哈希姆王朝力量；四是对纳赛尔主义和复兴社会主义均保持超脱姿态的独立运动，并逐步成为巴勒斯坦独立运动的中流砥柱，其中以阿拉法特领导和创建的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为代表。
年8月，当时的开罗巴勒斯坦学联主席阿拉法特在科威特组织秘密小组，两年后出版独立运动刊物，宣告法塔赫诞生。该组织发展缓慢，在年下半年首次在科威特聚会时，仅有5名代表参加。受阿尔及利亚革命影响，法塔赫从60年代初开始转向主张武装革命和暴力斗争，并组建全国性代表机构，寻求外部支持。但是，由于阿拉伯各国政府打压巴勒斯坦独立运动，法塔赫及其他类似组织的早期活动都处于半秘密状态。随着巴勒斯坦人独立思潮的流行，特别是回避埃及与以色列的直接矛盾，纳赛尔逐步推动巴勒斯坦独立运动，并在阿盟框架内促成巴勒斯坦人统一联合体的组建。
年，名世界各地巴勒斯坦代表在东耶路撒冷举行第一届国民大会，通过《巴勒斯坦国民宪章》，决定成立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下简称“巴解”），组建巴勒斯坦解放军，正式确立巴勒斯坦人的独立政治身份和合法民意代表机构。但是，纳赛尔在巴勒斯坦的代理人艾哈迈德·舒凯里被指定为巴解执委会主席，使该组织听命于开罗。尽管巴解拥有了民族身份标签，但它根本没有行动自由，而是成为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地区力量，被阿拉伯大国特别是埃及所操控。纳赛尔既担心巴勒斯坦人的武装行动刺激以色列，给埃及招来战端，又希望借助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保持压力，巴解就是在这种诡异的背景下诞生的。
从年元旦起，法塔赫在阿拉法特领导下，通过其武装力量“暴风”突击队从加沙和约旦两个方向对以色列开展武装斗争，打响反对以色列占领的第一枪。然而，法塔赫的独立武装运动首先受到埃及的公开打压和封杀，包括其驻科威特办事处被迫关闭。法塔赫转移到叙利亚境内，又受到叙利亚新政权的抛弃和镇压，几乎所有干部遭到逮捕。来自阿拉伯国家的夹击使法塔赫早期武装斗争效果微乎其微，这种状况直到年阿拉伯国家在“六·五战争”遭遇第二次大失败后才得以改观，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内外涌现大批用武力拯救故土的民间组织，法塔赫得以脱颖而出。年，法塔赫在约旦取得针对以色列军队的“卡拉迈大捷”，不仅振奋了陷入沮丧的阿拉伯人的斗志，也大大提升了巴勒斯坦独立运动的声誉，特别是树立了阿拉法特的政治和军事威望，壮大了法塔赫武装力量。因此，在年2月于开罗举行的第五次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代表大会上，法塔赫不仅被获准参加大会，而且在11位执委会中占据4个席位，阿拉法特取代舒凯里当选执委会主席。随后，巴解每年获得沙特阿拉伯万美元的财政援助，各国也对其境内巴勒斯坦人征收“解放税”，为巴勒斯坦独立事业解决了基本财政来源。这是巴勒斯坦事业的分水岭，标志着阿拉法特领导的巴勒斯坦抵抗力量进入独立决策的时代，并公开登上中东乃至世界政治舞台。
尽管如此，在后续的独立运动中，无论是继续武装斗争，还是转向和平谈判，巴勒斯坦依然没有完全摆脱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地区阿拉伯大国的羁绊，包括强硬阵营领头羊国家叙利亚和伊拉克。这种态势不仅削弱了巴勒斯坦内部力量与团结，还伤害了巴勒斯坦与外部关系乃至国际形象，加剧了巴勒斯坦人的孤立处境。“巴解组织是阿拉伯各国当局的产儿，而不是这些国家民众愿望的产物。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先天带有阿拉伯各国当局的一切基因和特征。”“由于巴解组织仍然受制于阿拉伯各国的立场，处在难以摆脱的控制之下。”
叙利亚反对巴勒斯坦分治，其一，它把巴勒斯坦民族独立运动视为阿拉伯民族独立运动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其二，叙利亚民族主义者历来把巴勒斯坦视为叙利亚“天然的南部疆域”，不容分割。年黎巴嫩战争导致巴解组织武装几乎全军覆没，以阿拉法特为首的主流派主张呼应阿拉伯联盟菲斯峰会决议，接受“以土地换和平”原则，依靠政治外交手段继续争取独立事业。在叙利亚策动下，法塔赫发生分裂，叙利亚公开支持阿拉法特的对手阿布·穆萨，数次试图谋害阿拉法特，安置自己的代理人，试图用巴勒斯坦问题拖住以色列，服务于统一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所谓“大叙利亚主义”。巴解撤离黎巴嫩后，原本打算在约旦首都安曼召开全国委员会会议，由于叙利亚政府的刻意阻挠，未能达到合法举行所需要的个代表要求而流产。此后，多个不赞成放弃武装斗争的巴勒斯坦派别在大马士革成立对抗阿拉法特等主和派的“抵制阵线”，成为叙利亚的政策和利益代言人。年，叙利亚新总统巴沙尔执政，依然把叙利亚视为巴勒斯坦事业的监护者。年，沙特王储阿卜杜拉提出“中东和平建议”，巴沙尔访问沙特要求将以色列归还全部戈兰高地并确保巴勒斯坦难民回归权两个基本点写入建议正式文本。3月底，阿盟峰会通过该决议。通过难民问题，叙利亚试图有效地影响着巴以和平进程。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后，叙利亚才迫于美国压力关闭巴勒斯坦激进派别办事处。
约旦拥有“哈希姆五国情结”。“六·五战争”后虽使侯赛因国王遭受挫折，但他对约旦河西岸的决心没有动摇，于年3月提出了“阿拉伯联合王国计划”，在阿盟把巴勒斯坦人的代表权交给巴解组织后，约旦还力图在约旦河西岸保留其影响力。年12月，被占领土爆发反抗以色列占领的第一次起义（“因提法达”），使约旦在当地的影响受到严重削弱。直到年，约旦才宣布与该地脱离行政和法律上的关系。被占领土形势的变化，使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成为合乎逻辑的解决方案。年11月15日，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第19次特别会议在阿尔及尔公布了《独立宣言》，宣布成立巴勒斯坦国，首都为耶路撒冷，但并没有建立临时政府，没有对任何区域行使有效管理，宣布建立的巴勒斯坦国只是一个法理上的国家。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仍未能正式建立拥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支持巴勒斯坦，既反映出他对泛阿拉伯主义的热衷，同时也把巴勒斯坦独立运动当作其实现阿拉伯统一野心的政治道具，积极扶持强硬派，支持和资助多个巴勒斯坦极端和恐怖组织，包括阿布·尼达尔等，甚至制造洛克比空难，公开抨击主张采取温和路线的阿拉伯领导人。
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也曾是巴勒斯坦强硬阵营的主要后台之一，特别是年埃及被阿盟除名，伊拉克一度成为阿拉伯抵抗阵线大本营。伊拉克有称霸海湾和阿拉伯世界的雄心，其热心于巴勒斯坦事业在很大程度上是将其作为谋求阿拉伯领导权的一枚“棋子”。年，萨达姆遣军入侵和并吞科威特，随后又把科威特问题与巴勒斯坦争端挂钩，要求以色列从被占领土撤军换取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这个极具蛊惑性的口号蒙蔽了很多巴勒斯坦人，迫使阿拉法特采取亲伊拉克立场以免失去民心，最终导致长期在财力上援助巴勒斯坦的沙特、科威特等国家愤怒和失望，断绝或减少对巴援助，双方关系僵冷数年才恢复正常。
其实，从“斋月战争”结束后，阿拉法特就意识到通过武力收复全部失地已无任何希望，因此，在年至年的五年间，他耐心将全国委员会名委员逐个召集到贝鲁特，总耗时个小时，最终说服位委员赞成以年战争爆发前的边界为基础，建立一个小型国家，实现与以色列的和平相处。这其实为后来的奥斯陆秘密谈判取得了合法授权，但是，在当时的大环境下，阿拉法特无法公布这一反映巴勒斯坦社会主流声音的抉择，因为巴勒斯坦人没有领土依托，还要仰仗打着泛阿拉伯主义旗帜的主战国家的支持。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埃、以戴维营和谈期间，埃及居中试图促成美国和巴解秘密谈判，并尝试从加沙开始建立民族权力机构，由于消息从纽约曝光并引发叙利亚强烈不满，阿拉法特被迫出面否认。一次巴解独自决定命运的努力被挫败，巴勒斯坦自治由此被推迟20多年。
综上，在巴勒斯坦因两次战争彻底沦丧为以色列被占领土的进程中，巴勒斯坦独立运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秘密到公开，从被阿拉伯国家打压到获得正式承认和支持，既是曲折复杂的过程，也是巴勒斯坦独立运动开始与泛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进行博弈的阶段，双方既合作又竞争。在支持巴勒斯坦人的背后，彰显阿拉伯国家借巴勒斯坦问题来谋取自身利益的考虑。因此，以法塔赫为代表的巴勒斯坦独立运动既遭受以色列的致命打击，也蒙受阿拉伯国家的钳制和打压，无法真正做到独立自主。从消极影响看，它制约着巴勒斯坦问题的彻底解决。
大国的介入与干预
巴勒斯坦独立运动诞生于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正好与世界冷战格局的形成同步。因此，在半个多世纪里，巴勒斯坦问题作为中东问题的子问题，也自然被纳入冷战大国外交框架，被大国当作在中东纵横捭阖的一个小筹码。冷战期间，一方面，巴勒斯坦人渴望独立运动得到大国承认和支持，也希望在大国间借力打力，依托国际支持获得斗争合法性，并抵消来自以色列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双重遏制；另一方面，大国也需要以不同方式承认和支持巴勒斯坦的合法权益，以博得广大阿拉伯国家的支持。然而，除中国真诚支持巴勒斯坦争取独立之外，其他大国特别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基本把巴勒斯坦问题视为难民问题加以处置，并在它们的中东政策中把巴勒斯坦当作边缘议题。
中国聚焦巴勒斯坦问题始于年的万隆会议，由于9个阿拉伯国家参会并排斥以色列参会，会议形成了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的基本决议，也由此奠定中国倒向阿拉伯世界、同情巴勒斯坦人处境的中东政策基础。中国是大国中第一个积极支持巴勒斯坦独立运动的国家。“法塔赫”运动首次派遣代表团出访的国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巴解第一个出访代表团访问的也是这个友好国度；巴解在国外建立的第一个代表处又是在北京。年巴勒斯坦发表独立宣言，中国又是率先表态支持和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大国。过去几十年间，中国力所能及地给予巴解组织直接的资金、物资支持，包括帮助培训干部。然而，要指出的是，中国与苏、美实力相差悬殊，中国的巴勒斯坦政策发挥的作用相当有限，也未能显著改变或提升巴解在整个地区和国际上的影响力和地位。
苏联的巴勒斯坦政策相对保守，早期把巴勒斯坦问题当作难民问题。赫鲁晓夫时代，苏联主张巴勒斯坦难民有权回归故土并得到赔偿，但没有与巴勒斯坦游击队和巴解建立直接联系。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不仅使阿拉伯国家再次蒙受大失败，也令苏联声望严重受损。这种情况下，苏联宣布与以色列断交并支持阿拉伯人的抗击行为，但是，它依然将巴解列为苏阿整体关系中可有可无的对象。年，巴解执委会主席阿拉法特首访莫斯科，也只能以纳赛尔随团成员身份出行。在这次接触中，苏联拒绝巴解给予承认并提供武器的要求，后来在阿拉伯国家特别是埃及压力下，才勉强向巴解提供非战斗装备，如车辆和服装等。直到年，苏联才与巴解建立官方关系。年10月，勃列日涅夫在公开演说中，首次提到巴勒斯坦人民有权建立自己的国家。苏联支持巴勒斯坦独立态度趋于积极，很大程度上在于与美国争夺阿拉伯世界的势力范围。总体而言，苏联对巴勒斯坦独立事业顾虑重重，主要担心在于：其一，影响与以色列的关系；其二，顾忌阿拉伯民族主义政权对巴解的打压；其三，不愿刺激美国，使已复杂的中东问题更加棘手。
基于此，巴勒斯坦资深政治家、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阵线（民阵）创始人纳伊夫·哈瓦特迈赫曾抱怨说，冷战期间，包括巴勒斯坦在内的很多左翼政党对莫斯科言听计从，不辨正缪。但在关键时刻，苏联为了避免与美国发生冲突，对巴勒斯坦事业漠不关心，甚至对巴解组织在贝鲁特面临被歼灭的危难时刻见死不救。年，埃及废除苏埃《友好合作条约》，莫斯科基本丧失了利用阿以对立、操纵战和为己所用的机会。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与阿拉伯世界的传统联系急剧下降，务实地与中东地区主要力量发展关系，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不再活跃，影响力甚至丧失殆尽。
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的主导者，对中东地区问题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美国的巴勒斯坦政策摇摆不定，但亲以、偏以是总基调。美国是巴勒斯坦分治决议的重要推手，公开偏袒以色列。年约翰逊出台新中东政策，首次提到巴勒斯坦人，但依然视之为难民。这一立场虽被巴解拒绝，但成为以后美国处理中东问题的蓝本。年，埃、以签署《戴维营协议》后，卡特政府调整巴勒斯坦政策，首次把巴勒斯坦问题当作中东问题的一部分，强调巴勒斯坦享有自治权，并敦促以、巴参照安理会第号决议参加中东和谈。然而，巴解迫于内外压力，也不得不对戴维营协议公开指责，并追随多数阿拉伯国家撤销在开罗的外交代表，丧失了一次美国推动巴、以直接谈判的机遇。里根上台后，首次强调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核心争端，敦促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基础上实现阿以和解。该方案后来得到阿盟菲斯峰会的部分响应和支持，但它依然没有解决巴解合法地位问题，反而加剧了巴勒斯坦各派的分化和对立。由于美国的中东政策始终以确保以色列安全为主要目标，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态度总体上迁就以色列政府立场和政策，照顾国内犹太院外集团的态度和诉求，先后30多次否决安理会不利于以色列的决议草案。即使巴解宣布承认以色列并愿意与之和平相处后，美国也坚持把它视为“恐怖组织”，拒绝与之往来，完全配合以色列强硬派的立场。美国成为冷战时期外部制约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的最重要大国因素。
冷战结束后，克林顿政府曾斡旋与推动巴以之间达成了《奥斯陆协议》，但他未能推动双方就永久地位问题达成协议。年“九·一一”事件后，布什政府在中东聚焦反恐和推进民主化两大议题，他一方面提出“中东和平路线图计划”，要求分阶段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另一方面，他又公开支持沙龙的单边行动计划，提出巴、以未来的边界划分应当反映中东地区的“新现实”。上述言论加剧了巴以之间的紧张局势，对巴勒斯坦建国问题起到了消极与阻碍作用。奥巴马在其执政的两个任期，曾在巴以问题上给以色列政府一定压力，年他明确要求以色列停止定居点建设、推动两国方案，年呼吁巴以双方以经过修正的年前的领土线为基础开展和谈，但在以色列的强烈反对之下，奥巴马未能实质性推进巴勒斯坦建国进程。当下，在美国战略收缩情势下，特朗普亦无力以很大精力用于解决巴勒斯坦这一难题。正如他于年2月与内塔尼亚胡会晤时所言：只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双方愿意，他对以“一国方案”还是“两国方案”实现巴以和平都能够接受。这一表态背离了此前美国政府支持“两国方案”的一贯立场，给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增加了新的变数。
从这段巴勒斯坦与大国交往的历史可以看出，大国对巴勒斯坦重要性的认识存在差异，除中国一以贯之地视其为中东核心问题外，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优先重视它们与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双边关系，